前段时间在想，当一个人执意死亡，那么死亡于他就是解脱或者快乐，但我们却不喜欢看到自杀，因为死亡这件事情尽管于死者可能是快乐，但往往带给生者痛苦，我们阻拦自杀是不是从某一种角度上讲只是在保护自己。

所谓人生来自由却又无所不在枷锁之中，从某一种程度上讲，你的命并不完全属于你，或者说你的生命不断地在被赋予一些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身不由己。

有一个动画片叫寻梦环游记，它讲一个人的死亡分三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被所有人忘记。我看到的时候有很感动，但现在想来又不过是生者对死亡的矫揉造作。
当一个人非自然地死去，这对他也许并不如自杀那样情愿地离开这个世界，可终究不得不，从社会主义无神论来讲，生物的死亡就如此了断了，对死者而言一切皆空。但人类不是理性的，我们赋予死者的责任被落空，我们长久寄托的情感没有了意义，我们只好不停的回忆和缅怀来缓冲这些失去，直到我们终于可以接受这些损失，不再记忆，终于将它冠冕堂皇地称之为第三次死亡。

忘记了哪里看到的话，飞蛾扑火时，它一定是极快乐的，所以我愿意相信每一个执意自杀的人，那一刻都是极快乐的。于我们生者而言，死者如果没有欠你钱的话，还是要多一分理解和早一些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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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记得那个那股血腥，在我最近几个睡不着的晚上重复记忆。那是在瓷砖板上凝固出的血液配合瓷板砖潮湿的气味所带来的血腥，我分不清楚这血腥所带来的恶心是记忆里的恶心还是记忆带给现在的生理反应。在气味强烈的冲击下，随之而来的是一丝悲哀，会是怎样的决心才会用迟钝的刀片一下又一下地割出这片血腥，决绝地让现世的人难过，像是被抛弃。
从此我对自杀保持开放，并毫不抗拒地想象。

这回到费立鹏提出的一个经典结论，“在中国，自杀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现代社会趋向于让人的痛苦社会化，制度也试图把人的痛苦放在纳入自己的管理范畴，比如在一场灾难里，人的痛苦是社会性的，可以通过预防、报道、救灾和哀悼这个流程来解决。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流动，以及自杀用品（农药）的控制，中国的总自杀率尤其是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开始下降。
但在美国人类学家凯文博看来，人身体和心灵的苦痛一定都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灾难是无法预测的，人的感受和体验也是不确定的，种种痛苦都是崭新、敏锐又不确定的，他将自杀理解为一种反抗行为。灾难可能完全来自命运。在法律、政治、医学甚至农业之外，人类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202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