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当历史翻过这血腥的一页，当活着的人们只是简单地在精神与肉体上将一个束手就擒的纳粹头子揪出来示众，从历史的废墟中引渡到现实的广场，让他为一个时代的错误负全责时，在我看来，这亦不过是为这段共犯的罪恶历史找了一只“替罪狼”。
独裁者所拥有的权利，从来都是那些甘心放弃自己权力或者权利的人聚沙成塔授予的。
只不过浪潮退尽时，那些手捧鲜花、高声呼喊的人们已经很少愿意承认自己曾经裸泳其中。
具体到极权主义与乌托邦之关系，罪恶不在乌托邦，而在于它是否与强制合流。
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
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将来谁都要死便否定一个人活在当下的意义。任何人都不可以以某种所谓的“神圣理想”，通过瞒骗或者某种暴力的手段驱使他人多做牺牲。
重复自己的观点去说服他人本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一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个时代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心声，而非生在中国便只为中国人表达，生在美国便只为美国人说话。（坚持真理吗？）
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猪圈主义”显然不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是一种“以空间之名限制或屠杀时间”、灭绝人类未来与希望的庸俗情感。是故，我愿意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我所热爱之国视为时间之国，一种立于时间维度上的精神与思想之国，而非空间意义上的逆来顺受或与生俱来的“嫁鸡随鸡”式的地理之爱。（空间之维与时间之维）
#### 国家与社会
任何一个标榜执政为民的政府，更不能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钱越多越光荣。
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
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要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爱国必须讲逻辑。归根结底，国家只是全体国民缔结产生的一个组织，是国民用以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义上，爱国主义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忙于督促每个人去爱国家，而是要让国家能够爱每一个人。
“爱国者”假定自己和国家永远正确，一方面当国家面对所谓“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内部或外部寻找敌人，并认定他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另一方面，又会单方面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此逻辑下，监督者永远爱国，而且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寻找替罪羊”因此成了“爱国”者只赚不赔的买卖。显然，这些“爱国者”有多“爱国”，不在于自己做了多少有益国家的事情，而在于他们认定多少人“有罪”，从国家内部圈出了多少个“汉奸”。
如果我们洞悉了国家因何而生，为谁服务，就不难理解，爱国的当务之急是爱国民，而不是爱某个空洞的国家理想或者宏大概念。
自然死亡的循序渐进与内生秩序，足以消化人世间许多无谓的挫折，使世界重新回到寂静中的生长。
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的洪流中从此湮没无闻。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
为什么有人会失去其自然的禀性？显然，这和人的另一个天性有关，即人都有自私或趋利避害的倾向。如果一个人不但得不到思想自由的好处反而深受其害，他便有可能会放弃这种禀赋的发挥，宁愿让自己的大脑处于一种“被奴役”或者“抛荒”的状态，让私田长草。
简而言之，长期积累的负性生活经验，会使人丧失信心，继而丧失创造力。韦尔奇说，世界是弱者的，因为弱者学会了适应。
既然思想独立者是一国最宝贵的财富，那么重建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让每个国民都有条件、有能力拥有自己头脑的主权。国家的崛起，必先决于国民的崛起。
经济与社会
不同的是，这是一个歌舞升平、外表光鲜的年代，鼓吹“建设性”的推土机已经取代了战争年代的坦克，而这些农民也没有能力组织“反扫荡”了。
就这样，“拆迁”日复一日地腐蚀着文明的根基，朝不保夕的创造就像是在同一平面上铺砖，不会增加一个文明的任何高度——正如互相抢劫不会给社会增加任何财富。
众所周知，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征一点，用于帮助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
我国政府很聪明，收了税还不让你知道。不像大部分别的国家，从百姓那儿收了多少税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纳税人。我们从超市买东西，价格里面都包含着税，只不过收据上并不写出来。我们打电话，用电交电费，里面都有税，而且收据上都不写明白。
任意征税和任意拘禁都会使公民在这个国家失去安全感，损毁这个国家存在的价值。
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
于是，在已经存在所有个别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项更普遍的不平等，从而加剧并维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然而，从整体而言，国民公共精神的多与少，与其享有的权利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权利的社会令人沉睡。如果国民得不到应得的权利，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失去信心，对国家的关心也会越来越少，这样的国家迟早会分崩离析。显然，一个国家更应该用货真价实的权利团结民众，重建公共精神，而不是虚伪的道德说教。这种说教得到的往往是表面上的应承，内心的反抗。
用罗曼罗兰的话说，一个国家，如果让它的国民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那才真是不可救药。纳税人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义务的设置是为了纳税人权利的实现。
而中国人至今所能理解的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仍然是“亲民”“爱民”，这不过是传统的官在上、民在下思想文化的反映，与我们对现代民主文明社会追求的权利本位观念相去甚远。
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西方的民主无疑起源于商业文明。因为人是会交换的动物，商业让人们合群生活，自我组织，可以不断地“以选择救济选择”。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社会走向自治更走向善，是因为商品必须是一种善，而有远见的生产者在“善的推销”中看到自己的前途。与此同时，因交换而缔结的横向之网形成了对纵向的权力之网的挑战。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的专制主义者不仅采取严苛的户籍制和什物保甲连坐制，还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让农民成为“帝国稻草人”，在其耕耘的田地上站岗、流放。
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地权慈母般的眼神里，每一片土地都是一个国家。你种下一棵树，如果土地是你的，他就可以在这里自由生长几万年。
只不过因缘际会、历史弄人，在各种合力的作用下，这些民主的种子终于被飞鸟衔走，变成历史的有机肥，却始终没有长出民主制度的大树。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卢梭、潘恩和杰斐逊在内的时代风云人物都认为民主与宪政水火不容——因为宪政强调现在对过去的某个静止状态的遵循，而民主更多的是着眼于未来，关系到变化与进步，具有一个动态的视角。
法制形同虚设，民主也便掏空了意义。
作为各自财产的拥有者，每个人只能对自己的那份契约负责，既然我没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签名取走你银行里的存款，那么你又有什么权利通过选票上的签字夺走我的应有之物。（拆迁户公投）
不难发现，当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让位于民主表决，实际上是将个体利益绑上群体利益的战车，是将一对一的“经济问题”付诸多对多的“政治解决”。
众所周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某种或善或恶的东西。至于如何向外界呈现，除了决定于内心的驱使（良知与欲望），同样受制于他与环境的互动（放纵与约束）。这也是人们心悦诚服地相信“一个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之原因所在。
这些树之所以没被强卖，便是因为有壮士以祖宗之名拼命，以致里应外合的树贩子与村干部不得不无奈把手。现实近乎荒诞，在这里法律与政治道德都不足以阻挡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孤零零的祖坟——被新政府批判的“旧文化”与“旧势力”，像是一座座捍卫尊严的堡垒，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
在灾难面前，所有的道德体系都可以轻易坍塌。
权力是“法无授权即禁止”，权利是“法无禁止即自由”。
所谓“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有法律并不等于有法治”，与此对应的是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
开放的传统同在蓝天下，在笔者看来，以一个人的人生实践为标准去否认另一个人的价值，就像责备加勒比海的海豚为什么不去红磨坊跳舞一样荒诞不经。
必须承认，“传统”语义的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偏见。有人刻板地以为“传统”就是“传而统之”，就是坚守本土文化，于是倾向于将自己的文化走向海外视为对传统的弘扬，而将外来传统的引入视为文化殖民或侵略。
当众下跪有时候也是这样，那些想方设法劝谏别人听从或者跟随自己的人，同样只需“扑通”一声，同样只需“我啥也别说了”，最后别人也只好“啥也别说了”，自当他是对的——谁要是辩解或者反对，多少是有些残忍了。
任何一门“学”，一旦被命名为“国学”，就一定要成为该国人民精神地枷锁，成为对该国人民的智能发展形成严重阻碍作用的教条。
胡适：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网络社会
网络不仅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而且创造历史。在这个“人各有志”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记录自己的生活与遭遇，并且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介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一个寂寞而真实的桅顶瞭望者。若得幸运女神的眷顾，还会凭着自己无意的一瞥，撞开历史多情的一页。
这不仅表现在它从头到尾会花掉网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别说有时还会功败垂成），更重要的是，在舞台上人们追求“戏剧正义”，然而当观众各自离开剧场，几人还会去关心那个丰富了他们业余生活的反面典型？
在中国，网络更像是政治与社会表达的一个替代品或者集合器，它集街头运动、议会辩论、舆论监督与社会监督等于一身。它表面上热烈无比，却又有着杂烩一切的暧昧。作为博弈工具的互联网，一次次见证了原本可以在法院解决的问题，却不得不首先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媒体审判”或者“互联网审判”才能推动；原本可以在日常行政中解决的问题，却要通过互联网上风起云涌的声讨“定止纷争”。（定分止争：表示确定物的权属）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我们在需要大胆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要接受别人的权威。
中国现在流行的某些精英主义仍然具有启蒙时代的一些危险特征。即，以自己的话语权的优势，对大众运用牧师与医生式的权威逻辑。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文本却是知识分子写的。知识分子的这种职业便利，决定了这个群体通常自视过高，在解释历史与现实时，总倾向于夸大自己的作用。
我以为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最好的前途或状态就是愤怒与理性能互相救济。（愤青也有理性）
由于对真实的历史缺乏了解，很多年轻人对现实失去了判断能力。（为什么左派毛泽东思想能够吸引中国的年轻人）
为了推崇而推崇，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有意的忽视和断章取义，表明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缺乏足够的客观与真诚，表明毛主义者只是将毛当作一个反对现实的工具，而非一种可以溯古的价值。（崇尚毛的人，为什么可以忽视毛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对老百姓的伤害？）
我们这代人自立且独立，在许多方面真的很不想麻烦国家。既然国家没有一个集体的胃代替我消化，也请国家不要用一个并不存在的集体之脑代替我思考。（个人与国家）
对每个自由人而言，国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而不是超越于自由人之上的东西。自由人对共同传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对共同的传统表示忠顺，但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所以，弗里德曼说：“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
没有底线的合群，人类会走向癫狂。
我习惯积极地理解那些散落于生活中的种种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