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最近两年的演讲中经常谈到富兰克林的这段经历，称其为“追求真理，但不强加于人”，或者说“我的真理以你不接受为边界”。而这种包容与自信，恰恰是中国人一直或缺的。回望这个时代的“真理病”，于官于民，于国家于社会，可谓等量齐观。人们只愿接受自己想看到和想听到的事情，要么赞成，要么反对。
最近几年，我常常遇到两种人，一种骂我不爱国，另一种骂我不爱自由。我想说的是，这两种东西，我都爱。如果你非要我爱你爱的国，我希望你也尊重我爱的国。如果你非要我爱你想要的自由，我希望你也尊重我想要的自由。国家和个人有边界，你和我也有边界。在公域，我们因互相妥协而保全社会；在私域，我们因互不干涉而保全自己。
在英文里，“房间里的大象”指的是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感受。
正义只在五米之内。
人们总是相信眼见为实，却忘了提取意义时存在的视觉盲区。心理学将上述实验所呈现的问题称为无意视盲。当人们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区域或物体时，他们会忽略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这个心理实验让我们看到了“专心致志”所具有的某种危险倾向。当我们带着某种观点和目的专注于讨论某个问题时，有几个人会注意到一只大猩猩曾经走过，并且停下来和你挥手扮鬼脸呢？
中国迷失在雾霾里，你看不见人影，却能听到笑声，诸如“乡亲们，好消息，再坚持一下，据说风已经到张家口了”。多么可爱的“境外势力”的到来，多么哀婉的“APEC 蓝”的离去，网上甚至还有“雾霾天摄影技巧”在流行。可叹这真是一个长于苦中作乐的民族。在这里，幽默是反抗的开始，也是反抗的结束。幽默完了，好像所有艰难苦楚就都过去了。中国人的自由，很多时候就是在不合理的环境下尽可能活得舒服点，是庖丁解牛式的技巧上的自如，而不是价值观上的自由。
在此背景下，我似乎更应该相信自我安慰和解嘲已经无异于一种基本人权。我还记得，前几年好不容易街上有游行的了，偏偏有人抄起家伙把人给砸死了，仿佛死者的脑袋里藏着一个钓鱼岛。爱国的边界在哪里？（私域的边界在哪里？利益的边界在哪里？公权力的边界在哪里？责任的边界在哪里？）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是，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
伽利略的回答是：“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以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互相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
偶尔走失，从未离开。没有比生活更古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无论经历多少波折、困苦与残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亘古如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世界，都有人生的当务之急，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从这方面说，老人的“奢侈”也不过是“心愿”面对高价时的“逆来顺受”。
生命长远，但若是为了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而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大堆死后带不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流浪汉一样自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碎步徜徉于梭罗笔下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那里，简单生活不被视为一种堕落，勤劳的人节制勤劳。在那里你可以坐在时间的溪水里垂钓天上的星星，不必终日奔波于风尘。看大地寒来暑往，四季消长分明；看种子播撒信念，古树支起苍穹。
可怜这些“博士”，拿了“西洋文明”的种种好处，却又以保家卫国的姿态来换取掌声。
以此逻辑，向世界推销孔子是为世界文明作贡献，而在中国抵制给小孩送礼物的老人却是为了保家卫国。这种精神分裂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尽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举着西瓜刀与光彩照人的人类文明作战。
有用的信息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而无用的信息管道却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
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
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是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现在世界倒过来了，一部电影好不好，看的竟然是观众流不流泪。你是消费者，你有消费主权，谁知你花钱消费竟是给自己买个主权沦陷，买个人财两空，世间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吗？
熟悉中国社会的人都知道，从事养猪业的人多来自底层社会，政府有什么理由在实行“环保从穷人抓起”的同时，却连自我治理的机会都不给他们，而是直接宣判，以“为民除害”的清高将一个行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养猪者进入整体性的失业状态？
失控的权力一旦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口水和肮脏的东西。
就个人而言，如果你能积极独立地思考，通常都不会天真地以为新闻里的“坏人坏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并由此得出一个“形势一片大坏”的结论，正如当年“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不能够遮蔽现实的贫困一样。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就政府而言，同样应该具有的媒介素养是，负面新闻并不构成对其工作的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媒体包藏恶意。
仿佛每个中国人在出国时都变成了蜗牛，走在哪里都要背上一个脆弱的“中国壳”，都要对这个壳负责，任何过错都是对这个壳的不敬不爱。顺着这种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大骂骑牛者“有辱国格”了。仿佛这些人骑的不是牛，而是自己的国家。这种拖家带口式的价值观显然是过于夸张了。
总不见得你去罗马游览，看到满地都是小偷，你也入乡随俗了吧？
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如果需要在拆迁条例死掉与唐福珍活下来之间做选择，我宁可选择后者，因为在一个死人身上追求社会进步是可耻的，一切建立在这之上的进步也是可耻的，自己无所作为而高歌他人牺牲是可耻的。
在唐福珍死前，那些自称有良知、有知识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唐福珍死后，这个条例终于要被废除，这不能证明唐福珍“死得其所”，只能证明本来有能力废除这个条例的人集体失语、失职。
一花一世界，一人一国家，谁能带领好自己，做自己人生的领导者？当一个人因不分善恶、惟命是从而导致自己主权沦落，这样“亡国奴”式的人生是不是才更可怕，更无希望？在此意义上，所谓良心发现，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
人类既会毁于对过去的彻底遗忘，也会死于对未来的无端想象或者恐惧。
在一个开放社会，政府真正的职责是获取选民的信任，保障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而不是代替社会进行文化生产，或者为了推销自己的文化而对其他文化进行管制。必要时它可以与社会一起对文化进行分类，但不会将它们从架子上撤下来。
如果你想回到历史，不用翻太多的书，就知道革命或造反通过“制造敌人的艺术”在这片土地上酝酿了多少仇杀。
对复仇者而言，当过去成为他在世上的唯一的神，所谓复仇也更像是一种谵妄（由发烧、酒醉、药物中毒以及其他疾患引起的意识模糊、短时间内精神错乱的症状，如说胡话、不认识熟人等），仿佛只要报仇雪恨了，世界就收复公正了，曾经发生的不幸便没有发生。
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视国民为潜在的“国家公敌”，必须接受监控。
而国家的价值，正在于提供一种相对公正的秩序，使身处其中的个人不必为上访和躲避城管浪费时间甚至丢掉性命，而是专心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一位已经进入需求第四阶段、试图拥抱一种有尊严生活的公民提出要求，希望某些官员公开财产时，后者可能会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动用手中的关系与权柄，使前者重新回到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两个初级层次上。
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能隐忍的民族，不幸的是，这种隐忍通常都用错了方向。人们有耐心忍受苦难，却没有相同的耐心去结束苦难。
当革命因对暴力的迷信而冲出应有的边界，否定人的意义本身，革命不仅毁坏了过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来的方向。
今日中国话语暴力与仇恨情绪同样盛行。这里不仅缺少底线派，也缺少茨威格所说的“思想上的英雄主义”；这里不仅缺少中产阶级，也缺少中间意见阶层。在各种“主张的冲突”中，底线派与中间意见阶层往往也是遭受各方误解和伤害最多的，因为他们离开战壕，手无寸铁地走到了枪林弹雨的中央，走到左派与右派、政府与民众等各方火力的交叉点。那又能怎样呢？被民众围攻、被朋友孤立，甚至被权力嫉恨，本来就是独立思想者应受的。客观上说，这也是其价值所在。
自修自持莫道此间非彼岸，即心即佛须知东土是西天。
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归类于某种主义，而是将不同的主义以知识的方式归类于人类，在不断地证伪中解放自己。如果我们笃定信奉某种主义，难免会变成主义的律师，时时为它作无罪辩护。于是观念的主人变成观念的仆人，背离求知与改造社会的初衷。所以我说，人要为追求真理而献身，而不是为真理献身。追求真理的主体仍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的理想、事业、行为献身，而不是一个真理的教条。
人——这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有时更应该像大海一样坚定，不要因为陆地上人多而否定自己的汪洋海水。
中外历史上许多启蒙者都是以高于人间的姿态，俯视世界。他们自信真理在握，略作思考便可以为尘世开出包治百病的偏方。就像在黑夜里打手电筒，他们不是谦卑地把光打到远处，照亮街道、田野与山峦，让你自己判断该往哪儿走，而是对着你的眼睛照射，告诉你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光明。
然而，对于社会关系、契约等元素，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原则却是极为重要的。如你所知，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换句话说，任何人际关系、社会契约，都是人类所制造的工具的一部分。然而，为什么有许多人会陷于工具之中，最后完全迷失了自己呢？为什么他们会把工具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呢？譬如说，有些人为了谋得一个职位，抛弃自己生命里最真实需要的东西；有些人会因为在社会中无以生存，而最终走上了自杀或自暴自弃的道路。
为什么同样是面对工具，会有那么多人陷于社会关系、契约之中，最终否定自己的价值与人生呢？因此我说，人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也可以更换工具，这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个积极人生的一个大前提。平常，我总是听到有人说绝望啊绝望，其实没有多少人是真绝望。很多时候，绝望只是一种修辞，甚至和幽默一样，只为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
美好年华，送往迎来，每一天都在灰飞烟灭，每一天也都在革故鼎新。
既然生活在一个糟糕的国家，那么一切都是糟糕的；既然反对一个时代，那么你只有反对这个时代的一切才够纯粹。